2023年法硕大纲：刑法考试内容的变化与展望

三、体现社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基于醉驾入刑的思考
不管是英美国家，还是德国日本，立法对犯罪成立不设违法数量或程度的限制，并不意味着纳入刑法调整的轻微犯罪类型最终都会被定罪量刑。刑罚作为和平时期国家对公民适用的最强烈的谴责机制，须不得已才适用，此即为刑法的谦抑性或称刑法的最后手段原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修(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立法增设本罪主要是考虑到“醉驾和飙车的社会危险不断加大，立法也应当变结果本位为行为本位，符合对危险控制的需要”。但本罪的施行也同时带来了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醉驾入刑导致了此类案件大量增加和对有限司法资源的过度消耗。从全国范围看，醉驾案件占全国刑事案件的十分之一，已经成为我国刑法治理面临的显著难题。
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一旦着手就成立既遂，实际上并不要求任何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司法实践中几乎只要查酒驾，就一定会有危险驾驶案件发生。由于在刑事司法上缺乏出罪通道，绝大多数的醉驾案件最终都会被定罪量刑，导致危险驾驶罪的数量庞大，挤占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就自然不足为怪了。此外，国家和社会为醉驾入刑付出的成本还包括法院有罪判决后的刑罚执行成本，犯罪所生的标签效应，犯罪前科以及犯罪对行为人自身和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等。
关于危险驾驶罪背后激烈的理论争议和实践问题，在2022年法硕刑法的考试题目中进行部分涉及也能充分感受到出题人对于现实问题的担忧和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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